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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津冀河北定位懸而未決:規劃要依托京津兩地

http://www.xeshhj.tw 2015-05-22 來源: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:張夢潔 發表評論(0)

  “之所以河北的規劃還不確定,一方面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兩個雙城,北京是首都需要先出規劃,然后是天津,河北的規劃制定需要依托于這最重要的兩個市。另一方面,河北的功能和天津的功能有一部分的重合,可能存在深度博弈。”

  記者近日獲悉,作為中央力推的國家戰略——京津冀協同發展,除頂層設計《京津冀協同發展綱要》(以下稱《綱要》)外,還將制定分工方案和三年滾動實施計劃,以及專項規劃和三省市地方協同發展規劃。在規劃的落實上,不僅制定了每一年所需完成的目標任務,還設立了具體的時間表。

  “在2015、2017、2020年重要時點都有目標設立,到今年年底,京津冀協同發展要做考核,2017年將會做中期考核,2020年要確保京津冀一體化的基本實現。”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。

  他同時透露,《綱要》比原定發布時間延遲,“難題在河北省”,目前尚不知道具體發布時間。

  河北定位仍在搖擺

  與長三角、珠三角等區域發展不同,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不僅包含河北一個省,還包括首都北京、天津這兩個重要直轄市。

  “京津冀的發展是中央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‘三地四方’的格局。”河北工業大學京津冀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峰對記者表示,京津冀的發展,不單單是京津冀三地的問題,更是由中央主推的一個國家戰略。

  這在北京市政府的前后表述變化上有所體現。在北京市今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,要求“積極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,下決心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”;而在3月31日的北京市政府常務會議上,會議對京津冀協同發展2015年工作要點等事項做了研究,提出“積極穩妥有序推進非首都功能疏解”。

  從“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”到“疏解非首都功能”,細微措辭變化反映了什么?對此,李峰認為,這與定位的逐漸明晰有關。“北京承擔的到底是北京功能,還是首都功能,此前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分解。后來開始探討這一問題,加入中央,變成了‘三地四方’,所以在定位上予以了明確。”

  因而,“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兩個雙城,首都需要先出規劃,然后是天津,河北的規劃的制定要依托于這最重要的兩個市”。李峰表示。

  實際上,北京的定位在去年就已經出來了,分別是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科技創新中心、國際交往中心,“四個中心”的功能定位直到現在都沒有變化。

  “天津有一些細節在討論,但也基本成熟了。”李峰說,其定位是“一個基地三個區”,分別是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、國際航運核心區、改革開放先行區、金融創新示范區。

  而河北的定位,仍然有所搖擺。

  前述知情人士亦表示,之所以河北的規劃還不確定,一方面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是天津和北京兩個雙城,北京是首都需要先出規劃,然后是天津,河北的規劃制定需要依托于這最重要的兩個市。另一方面,河北的功能和天津的功能有一部分的重合,可能存在深度博弈。

  “在京津冀城市群中,河北是短板。”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曾如是直言。

  不過,據前述知情人士透露,雖然說河北的定位仍有不確定性,但河北省規劃辦和發改委方面,對于河北的定位已經心照不宣了,“現在大致認為是現代商貿物流基地,產業轉型升級基地,環保和生態涵養基地和科技成果轉化基地。”

  核心資源之爭

  據前述知情人士介紹,河北規劃未確定,與河北、天津兩地的功能重合有關,“河北和天津的博弈主要是在產業轉移上,焦點在港口”。

  同處在環渤海區域的兩個重要港口——天津港、唐山港曹妃甸港區,是環渤海地區港口群的重要組成部分,但因自然和配套條件不同,其港口功能有相似之處也各有特點,經常被拿來比較。

  2008年1月25日,國務院正式批準了《曹妃甸循環經濟示范區產業發展總體規劃》,標志著曹妃甸的發展正式作為國家戰略全面啟動,當時文件專門對曹妃甸港區、天津港的港口功能劃分予以明確:前者為中國能源、礦石等大宗原燃料的集疏港;后者為國際航運中心、物流中心和國內北方航運中心。

  李峰曾在前年參與了河北港口相關課題,據他介紹,當時政府曾試圖讓這兩個港口合作,交叉分工承擔一些功能,以便實現港口之間的互動,“當時想借助物聯網等前沿技術來實現通關的便捷化,但是最后還是沒有實現”。

  “這是天津和河北在核心資源談判的一個典型案例,從中體現出雙方深度博弈背后的兩大問題,一個是主導權,另一個是財政問題。”李峰表示,因為港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增長極,對天津也是一樣,“就像北京所說,什么也不羨慕,就羨慕天津有個港口”。

  三地協同發展的博弈點,不僅存在于天津、河北兩地,也同樣發生在北京、天津之間。

  京津兩地的協同發展難點,在天津的功能定位調整上可知一二。“北京和天津在某些重疊領域面臨深度博弈,矛盾在金融上。”前述知情人士表示。

  在目前天津“一個基地三個區”的功能定位上,除金融功能外,其余三個功能基本與2006年以來天津給予自身的定位差異不大。

  “天津當時想定位的是金融創新中心,后來退一步到北方的金融創新中心,再后來就改成了金融創新示范區。”他透露,因為一旦掛了區域后,“天津就和北京之間就會有矛盾”。

  于家堡金融區便是京津在金融功能領域暗戰的一個縮影,其承載了天津打造全球最大金融區的愿景。據知情人士介紹說,在此次協同以后,北京和天津試圖在金融領域合作,應該說是互利共贏的事,但是項目一直在拖,沒有再繼續談判。

  事實上,細致觀察,便可以從中窺得京津冀協同發展所面臨的現實難題:從過去的提法“京津冀一體化”變為如今的“京津冀協同發展”。

  “從‘一體化’到‘協同發展’,反映出原來的一體化認識,不符合我們現在的發展或者說是對于當前的困難和現狀,認識得還不夠清楚。”李峰表示,尤其是在京津冀一體化所面臨的困難這一問題上,這需要三地打破行政體制束縛,有舍才有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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